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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杀人犯也是父亲:日本战后一代的后记忆困境

对日本的战后一代而言,在后记忆中回忆那些士兵是一件复杂的事,因为那些人也是战争的施害者。根据国际法,日本军队犯有发动侵略战争的罪责,包括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暴行和无数野蛮行为。但是,虽然他们是杀人犯和掠夺者,但他们也是我们的父亲,爱我们,为了我们而战斗、被杀和牺牲。我们与他们的关系无法否认;个人家庭的逻辑和政治逻辑间的矛盾无法忽视,让后记忆无所适从。“我的家人在战争中都干了什么?”“父亲再卑鄙,也是父亲。”“保护爷爷!”一方面想要维护亲人,另一方面又渴望了解真正的家庭历史,个人忠诚与历史真相的困境,正是战后一代人战争遗产中的核心问题。

后记忆之所以对日本战后而言非常复杂,还因为代际间的亲近性和依赖性。长久以来,家庭都是父权体系,具体到日本,更是与长子身份和由性别、年龄定义的权威关系有关。因此,年龄层级和年龄准则在战后的家庭关系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战后日本继续将孝顺长辈作为美德,对批评家长的权威深恶痛绝。虽然家庭的法律架构已在1947年实现了民主化,然而家庭道德准则的变化相对缓慢。战争结束几十年后,大多数战时一代日本家庭的男性仍然拥有户主的权威,与早已结婚的子女和孙辈一起,数代人同堂而居。这类跨代际家庭在经济上也有很强的依赖性。当时的日本社会给老年人提供的养老金有限,而在以资历为基础的薪酬体制下,年轻人的薪水也十分有限。在这种社会环境中,平息家庭纷争需要投入的感情,通常包括服从由年龄和性别定义的权威。同时,家庭遗产是一项重要的身份来源,尤其是在一个宗教、哲学或者其他道德权威的来源似乎十分有限的世界中。

那么,1960年和1968年这些年轻人的改革或许就如同其他社会改革运动一样昙花一现,并且仅局限在那代人的极小一部分之中:据社会学家小熊英二估算,只有5%的年轻人参加了1968年的抗议活动,而这些参与者中,后来几乎没有一个人从政。或许正是部分出于上述原因,日本战后一代并没有发展出自己的“新记忆资料”,而是大体上把从前一代那里继承的记忆当成了自己的家族历史。尽管战后几十年中,最显著的变化之一是生活方式在迅速崛起的消费社会中出现的变化,但是政治价值观的转变却没有依从同样的趋势。这种代际亲近性在很大程度上延续到了现在:每五个日本青少年中就有一个仍然在三代同堂的家庭中长大——在所有后工业化社会中,这个共同生活的比例是最高的。

代际亲近性的历史背景,在理解战后日本的家族记忆上具有绝对的相关性,这证明了传递情感记忆的有效性。从那些听着战争故事长大的成年人的证言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些重要的趋势:(1)家族历史中那些空白和模糊的地方,孩子通常会以父母的正面形象来填补;(2)他们通常倾向于把战时的父母描述为无助的,因而大体上是无辜的;(3)战争经历,如抛弃、背叛、恐惧、内疚和羞耻,对情绪的深远影响仍然无法抹去。

是杀人犯也是父亲:日本战后一代的后记忆困境

一个日本侵华士兵的相册

“他是个好父亲”

在探究战后家庭应对黑历史和制造战后身份的策略时,德国心理学家哈拉尔德·韦尔策、萨宾·摩勒和卡洛琳·恰格瑙引入了家庭相簿的概念,借指人们为家庭成员构建的正面形象,以此来防止负面家族历史被暴露。在这种保护性的动态关系之下,子女和孙辈在他们的书《爷爷不是纳粹》中,用填补信息空白来抚平创口,强调了家庭成员在战争中遭受的苦难,以及他们的勇气和品德。这种独立于社会中官方战争叙事的典型特征,同样适用于对修复历史极为重视的日本家庭。不过,家庭相簿其实不尽相同。很多人以家庭成员的故事来校准自己想象出的战争故事;一些人虽然对父母的无助感到憎恶,但却认同他们曾经面临的艰难;其他人则觉得自己要编造父母遭受的压力和伤痛。韦尔策和同事们提出了一个假设,那就是孙辈更容易将战时一代“英雄化”,不过目前在这方面,针对日本孙辈一代的证据并不多。

在下面三个例子中,“婴儿潮”一代的成年子女讲述了他们在成长过程中听到的那些有关父辈从军生涯的故事,以及他们自己如何看待父辈的战后生活。他们没有免于听到父辈的战争是一场可耻的事件,但这些子女依然声称对父辈的罪责并不十分了解。他们在谈到父辈遭受的苦难时颇具防御性,并指出他们的父亲在战后一直在努力过上正直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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